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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通訊主任 諾拉‧瓊斯 採訪
欽哲基金會2016年終身成就獎得主是「蓮師翻譯小組」(Padmakara Translation Group)的約翰‧康諦 (John Canti) 與鄔史敦‧費勒契 (Wulstan Fletcher)。在法國西南部一間鄉村咖啡廳，他們與諾拉‧瓊斯 (Noa Jones) 熱絡地談論著分別從醫生和聖本篤修會修士變成佛法譯者的經歷。約翰與鄔史敦連同其他四、五位朋友，在完成三年閉關之後，共同創建了「蓮師翻譯小組」，他們的目的是要讓所有西方修行人都能接觸藏傳佛法。
在煎蛋捲以及一點香檳的助興之後，整個對話很自在地遊走於許多藏傳佛教徒，特別是譯者們感到迫切關心的事情。要如何才能讓年輕的譯者擁有足以營生的資源與訓練？ 要如何才能確定修行者與學者獲得正確且能啟發人心的譯文？從八零年代的打字機到現在的電子書，翻譯這件事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
為了文章的清晰與篇幅長短，這份訪談紀錄經過些微修改。
諾拉：你們分別在法國多爾多涅省 (Dordogne) 住了多久?
約翰：我第一次到多爾多涅省是在1975或1976年，當時敦珠仁波切與頂果欽哲仁波切第一次到法國，在那幾年我去了兩次。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上師們會多常到西方。我那時剛成為合格的醫師，然後馬上在尼泊爾東部的一個非政府組織找到工作。我以為那個工作會讓我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上師。以直線距離來說，我當時離大吉嶺不遠。大吉嶺是甘珠爾仁波切(Kangyur Rinpoche)寺院的所在地，敦珠仁波切與頂果欽哲仁波切則在加德滿都。雖然如此，我當時是在一個山丘上工作，距離最近的馬路要走五、六天。即使到了馬路，還要搭長程巴士或是飛機才能到加德滿都。所以，那實際上比我在倫敦時離上師更遠了。
在我決定要到東方的時候，許多上師與老師到了西方。許多想要長時間住在大吉嶺的朋友發現那很難辦到，除了簽證很困難，要留在大吉嶺還需要特殊的許可，而且還有健康等種種問題。也就是在那時，許多老師想到要在歐洲或美洲建立可以讓人長期修行的地方。
當我在尼泊爾工作時，這些事情持續發酵。最後，貝瑪旺嘉仁波切 (Pema Wangyal Rinpoche) 決定要在法國建立一個由敦珠仁波切與頂果欽哲仁波切所帶領的三年閉關中心。在尼泊爾的某一天，當我從村落回到山上的住處時，收到一封信，寫著：「如果你想參加三年閉關，現在就來。」雖然我有點不情願地離開了工作，但那是個不容錯失的機會。那是1980的春天，我花了一些時間才交出我的工作，並且離開。我有點擔心閉關或許已經開始了，但是當我在1980年六月或七月到達時，仍然有許多事要規劃、建築物要蓋，所以直到十二月才開始閉關。那是這裏舉辦的第一個閉關，我們現在依然在這裡，那時我萬萬沒有想到這會是我度過餘生的地方。
鄔史敦：我在1984年夏天來到這裡，那時他們剛完成閉關，也是敦珠仁波切最後一次在這裡給予公開教授。事實上，當時敦珠仁波切與頂果欽哲仁波切兩個人都在這裡給予教授。我非常幸運，因為可以見到他們兩位。那時我必須回英格蘭，但後來我還是設法於1986年回來參加三年閉關。出關後，我們開始思考成立「蓮師翻譯小組」。
諾拉：你們什麼時候開始學藏文?
約翰：我是有一陣沒一陣地學藏文。在70、80年代，只有非常少數的大學提供學習藏文的課程，而我們沒有機會去任何一間學校學習。70年代，我和一群朋友斷斷續續試著學習藏文。那時有一個住在倫敦的喇嘛叫做土登堪布，他來自佐千寺。我們每個星期都去他那裏接受教法與學習藏文，並探討一些經論，我們也嘗試自行閱讀、理解那些經論。
有一位色拉寺的格西住在倫敦，他以非正式方式教導我們。那時開始有一些書，讓我們這些對佛法有興趣的人，可以學習初階的藏文文法與藏文對話。我在尼泊爾工作時、在閉關中，以及之後在尼泊爾與印度的旅程中，都很緩慢地持續學習。
鄔史敦：約翰很幸運，因為他在印度待了一段時間。我的藏文全是自學的，這不是最好的方式，這是一個毫無次序的學習過程。現在看到有那麼多資源，以及許多人在學習翻譯，真得很不可思議，我那時甚麼都沒有。
約翰：雖然很多人學藏文，但是真得持續下去的人相對來說還是很少。部分的原因是，如果有人要以翻譯作為事業，必須有人付錢讓他們可以這麼做。但是直到現在，沒有太多長期的工作可供選擇。
諾拉：你第一個翻譯作品是什麼?
鄔史敦：閉關時所有的法本都是藏文，所以我們從那裏開始。
諾拉：「蓮師翻譯小組」是你們完成閉關之後開始的嗎?
約翰：「蓮師翻譯小組」的開始可以追朔到第一次閉關時，祖古仁波切 (Tulku Rinpoche) 要求克里斯迪安‧布魯雅特 (Christian Bruyat) 將《普賢上師言教》翻譯成法文。克里斯迪安是這裡的一位資深學生，這是當時最具企圖心的計畫。除此之外，我們其他幾個人開始翻譯一些短的文本，並且試著著手翻譯一些我們正在研讀的書。
我們剛開始翻譯的書，有一部分是頂果欽哲仁波切對於一些著名典籍的教授，最先是由馬修翻譯，然後由鄔史敦、我自己或是我們的夥伴史帝夫‧給辛(Steve Gethin)翻譯。我們起初試著自己出版一些書，但是一直到「香巴拉」與「雪獅」接手出版後，這些書才大量地流通。我們很早就認識山姆‧博裘斯(Sam Bercholz)，他是「香巴拉」的創辦人，也是邱陽‧創巴仁波切的學生，所以很自然地他對任何頂果欽哲仁波切的書都很有興趣，其中包括《證悟者的心要寶庫》（the Heart Treasure of the Enlightened Ones），那是頂果欽哲仁波切依據巴楚仁波切的著作所給予的開示。
鄔史敦：我記得當我們在閉關時，有一些人在翻譯「龍欽寧體上師瑜伽」。我想馬修口譯了一部分，而為了弄清楚頂果欽哲仁波切到底說了甚麼，遇到很多困難。
諾拉：「蓮師翻譯小組」剛開始時，你們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約翰：一個很大的困難是，即便我們知道有多少東西應該要翻譯，但我們很難找到時間來做。這些翻譯書籍只能賣很少的錢，這些錢只足夠用來支付行政事務與出版成本，無法支付實際的翻譯工作，所以我們都很辛苦地謀生，我們靠著其他付費的翻譯工作、技術報告與科學論文等等來維持生活。
鄔史敦：我們只能利用空閒時間翻譯佛法，所以進度非常慢。我們成立「蓮師翻譯小組」背後的動機是希望能提供文本給修行者，這始終是我們的第一優先。雖然我們也希望翻譯的作品能夠讓學術界接受，但那並不容易。然而，與傳承連接是更重要的，我們翻譯的內容都是我們曾經從上師處接受過的教導，所以它們具有傳承。
動機非常重要，為什要翻譯？為誰而翻譯？翻譯的品質要高，也就是說你必須要了解正確的意思。另一方面，藉由上師、堪布而與現存的傳承法脈連結也很重要，所以翻譯本身幫助讀者建立這樣的連結。雖然這個連結很重要，但是它在學術界卻不被重視。
約翰：我覺得如果有兩個譯者在一起工作會很好，一個藏文很好，一個很會寫作，他們要能同時一起做，而不是一個接著一個。這對只有一個譯者或是一個翻譯小組而言，是很難達到的組合。
諾拉：你們倆現在在翻譯些什麼?
約翰：自從宗薩欽哲仁波切在這裡給予「寶性論」的教授之後，我就有了一個應該算是兼差的譯書計畫。我正在翻譯米龎仁波切對於《寶性論》的釋論。這期間我有很多次分心做其它事情，不過現在快要完成了。翻譯本身幾乎已經定稿，不過我正在寫緒論及其它附註等。這是一個長時間的計畫。
但現在我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放在「八萬四千‧佛典傳譯」，我是這個計畫的主編。其中一個主要任務是審閱所有已經翻譯完成的作品，做最後的修訂，以便讓它們可以發表，這是一個有趣但很花時間的工作。我也花很多時間構想與架設新的「八萬四千」網站，希望近期內可以發佈一個新的線上閱覽室以及《甘珠爾》與《丹珠爾》的書目目錄。
鄔史敦：我在翻譯兩個東西。我大部分的工作是和赫蓮娜(Helena)合作的，她的藏文非常好。她會先負責大部分的苦差事，然後我會接著再看一次藏文的部分，然後我們再一起把它翻譯成英文，這就是這些年來我們合作的方式。我們現在正在翻譯龍欽巴的《三自休息論》(Ngalso korsum, The Trilogy of Resting at Ease)，包含三部根本頌與龍欽巴自己寫的釋論。
另一方面，我也在翻譯米龎仁波切有關《入菩薩行論》「智慧品」的釋論。米龎仁波切的釋論激起格魯派學者如風暴般的抗議，針對這些抗議，米龎仁波切又另外寫了兩篇文章。目前，我正著手其中一篇的翻譯，它也會收錄在釋論中。我希望能夠在今年年底完成，它們將由「香巴拉」出版社發行。
約翰：我想我們都同意的是，作為一個譯者，最大的權益是沒有比這更好的方法去真正地下功夫學習經論。雖然有人給予口傳、解釋是非常重要的，但即便有人解釋，若你只是坐在那裏聽、做筆記等等，你只能吸收一部份。但是，若你把一本經論放在面前，然後把它翻成英文或是其他語言，你需要花好幾年的時間，然後對它將有深入的了解。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很棒的工作。
諾拉：你們現在對什麼有興趣？
鄔史敦：宗薩欽哲仁波切曾經來多爾多涅給予月稱菩薩的教授。月稱菩薩是西元七世紀的人，他的作品很難懂，但是仁波切用一種新穎且非常實用的方式，讓月稱的作品產生新的生命力。我現在在等宗薩欽哲仁波切回來給予法稱菩薩《釋量論》的教授。若他能來，那真得很棒，因為法稱菩薩談到一神論與輪迴等主題，這對現代西方佛教徒是很重要的問題。
諾拉：你們問過他了嗎?
鄔史敦：問過了，他說他會來。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他是否還記得。
約翰：每次我們見到他時，都請他來多爾多涅給予教授。他總是說他會，但卻一直沒有安排到行程中。有時他會問：「你們已經有貝瑪旺嘉仁波切與吉美欽哲仁波切，為什麼還需要我來教你們？」仁波切說的沒錯，我們可以從這兩位上師學到非常多，但我們也希望他可以來。
後記
約翰：對於獲得欽哲基金會終身成就獎，我們覺得非常感激與榮耀，這個獎無疑地反映了整個「蓮師翻譯小組」的功勞，而不是只有我們兩個。無論我們完成了什麼，如果沒有團隊同仁的合作、貝瑪旺嘉仁波切與吉美欽哲仁波切的指導，與「參扎基金會」(Tsadra Foundation) 的慷慨資助，我們不可能做到。我們兩個對於得到這個獎感到很不好意思，因為之前的獲獎人遠遠優於我們。這不是我們虛假的謙虛，例如，最近幾年我和彼得‧史基林 (Peter Skilling) 一起合作，我對他學養的寬廣與深厚感到驚嘆。
感謝 Sarah Wilkinson (North) 和 Alicia Fordham 協助採訪。